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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人去了江南水乡。2006年，乌镇、西塘、周庄和甪直，组合为“江南水乡古镇”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乌镇划分为东栅、南栅、西栅和北栅。1999年，乌镇东栅开发工程开启，2001年，东栅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以其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跃成为中国著名的古镇旅游胜地，然后是规模更加宏大、围墙更高、效益令人惊羡的西栅。然而随着游客的蜂拥而至，真实、完整的风貌逐渐缩小变少，各种“再现”、“重建”成为最多最大的部分。

　　专家开玩笑说，乌镇，已经可以说是半真半假的了，从列入“预备名单”至今，也就不过短短的七八年。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年乌镇的有些建筑材料都是从其它村镇购进来的，或者是仿古建筑，现在问题是这些村镇看见乌镇发展起来以后，又建了一些新“古镇”，这种互相模仿的现象天天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没有特点了。如果我们观看摄像机在乌镇、西塘和周庄录下的画面时，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从建筑的风格到色调。甚至你在中国的许多古镇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建筑。

　　大家关注的还有丽江古城，它的变化是悄然发生的。除了过度的商业化备受批评，还有水的问题。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述丽江古城的文字中，有着这样的描述：“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水，在丽江文化遗产构成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丽江古城的房屋多粘水而居，随着水势构成一条与河流并行的建筑长廊，水道密布穿墙而过，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景观。水道与黑龙潭连接，黑龙潭为古城储存着来自玉龙雪山上的融水。

　　北京大学的阙维民教授自2002年开始关注丽江生态环境问题，按照阙维民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10年间，玉龙雪山的雪线年时间，黑龙潭水位急降，这是非常严重的，以前即使是在大旱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就意味着每年的雪线米。如果玉龙雪山没雪了，黑龙潭就没有水。2005年我在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黑龙潭附近楼堂馆所的建设，从黑龙潭的上游引走了一部分水，然后在黑龙潭的下游又扩展湖面挖了许多湖，加剧了水的蒸发度。”丽江文化遗产核心价值中，水的原真性自然就消失了。

　　“主要是以前的丽江很宁静，当时那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但从90年代到今天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丽江不可能不变，一年有多少游人到丽江去，带去的都是外来的文化。外来的文化必然要冲击原来的文化，因为相对隔绝，独特性才能保存，现在这种交流的密切程度，包括像我们在丽江常见的这种酒吧、咖啡馆必然对当地要产生巨大的冲击。”当地的人也要改善生活条件，大量的人离开古城搬到新城去，丽江变成了一个旅游城。丽江一年全是旅游旺季，没有人考虑环境的容量可能完全支撑不了这种人流量。

　　“濒危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种是突然死亡，突然有一天所有的古村落顷刻之间就完全变成瓦砾，简单粗暴的开发方式，可以称之为突变式。第二种是渐变式，就是慢慢的死去。这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孤岛式，也就是说保护范围内的主体建筑还存在，但周围的环境被大量的蚕食，大量的现代那种建筑，包括仿古建筑、各种小洋楼充实着它的周边，古村落逐渐变成了一个孤岛。第二种现在看到的比较多，就是以改造更新的方式大量作假，好多古村落需要发展旅游，需要发展餐饮，大量作假的建筑放在古建筑的旁边。如果说突变式的消失，实际上是长官意志在作祟，而渐进式的改变往往就是商业化，不断在蚕食你，不断通过这种加建改建来消耗你。这样的方式还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别的地方看你拆了古村子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群，结果给当地带来很多效益，也会紧跟着拆建，这种联动性造成的破坏更大。”

　　其实，“第二种濒危”受到关注，反而与全社会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密切相关。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关注个体到关注风貌；由激情参与到方法参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破解“第二种濒危”的核心症结，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如何有效解决，在经济利益推动下，故意或者过失地放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敬畏和坚守，从而造成假遗产增多的难题？如何尽快让公众认识到，文化遗产人人有份？如何为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

　　这项研究，挑选出鼓浪屿、以中山路为轴心的“小”店铺风貌区、著名而历史悠久的第八菜市场、环岛路(东南段)以及厦门大学为题材，按照真实、完整的要求，去发现其中的文化遗产价值。提交的研究报告形式有趣且非常生动：就是要规划出一条最能体验成果的公众游览路线；当然只能步行和骑行；而且美观实用甚至可以印制到文化衫上。刘诗瑶，是中山路“小”店铺风貌区的小组成员，“这项课题的挑战性在于，我们既要提供一条路线，还能提供一种可以推广应用的方法，告诉人们如何去发现身边的文化遗产价值。”刘诗瑶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意义。

　　勐马寨隶属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马村，是勐马镇政府所在地，共有217户795人，全部为傣族农民，属傣那支系，语言使用德宏方言，文字为傣泐文和傣那文。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的帮助下，勐马寨的十多位知识分子独立编辑撰写了一本《勐马档案》，全面记录、整理了勐马寨的文字、历法、节庆、习俗、音乐、舞蹈、佛事、饮食等文化和社会档案，为人类学研究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个项目的最出色之处在于它把历史书写的权力交还给勐马寨人自己——在书的封面上，编著者的署名为“勐马寨人”。

　　“通常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都会先入为主，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去救助濒临灭绝的它者的文化，而忽略被救助者的主体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项目专家何戍中认为，让社区居民行动起来、认识并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从而恢复他们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感情，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置更多的时候由政府官员、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来充当。结果是某种文化遗产被围上护栏，或被搬入博物馆，或被印刷成书，事实上这些只是标本文化，如果得不到现实生活的滋养，与枯死寂灭无异。

　　刚刚过去的第七个“文化遗产日”，由政府主办的各种活动极大地普及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教授认为，我们更多的强调政府以及它的各个部门如何来保护文化遗产，并没有足够重视整个社会的保护力量。“应该说立法现在已经是比较齐全了，但这些法都没有给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方法，广大的社会公众并不知道怎么来保护文化遗产。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当社会公众听到了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对文化遗产破坏的行为，或者是某地出台的一些政策，那么有可能对于文化遗产造成一些过度的开发的商业利用，公众如何提出自己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