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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克那写道，目前，也门每人每年可用的可再生淡水量为72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法尔肯指标（Falkenmark indicator）500立方米的绝对缺水临界值，更不用说粮农组织（FAO）更高的压力指标了。随着人口以每年近3%的速度增长，加之水资源也受到气候变化过程的负面影响，人均可用水量逐年下降。虽然客观形势严峻，但萨利赫政权（1978-2011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际发展融资机构助长了形势的恶化及不平等的加剧。

　　三个主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水资源短缺，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首先，人口的快速增长增加了需求，从而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将人均可用水资源和土地拉到远远低于自给自足的水平。其次，气候变化表现为越来越猛烈和不规则的暴雨及其他降低水资源可用性的现象，特别是水土流失限制了含水层的补充，尤其是在梯田因缺乏维护而恶化的地区。第三，近几十年来的所有政权都明确支持柴油泵和管井灌溉技术，使得抽取的水量远远高于补给水平。这导致了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从而进一步耗尽了含水层。

　　也门各地的缺水程度不尽相同，不幸的是，那些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地下水最缺乏的地区，无论是可再生的还是化石含水层。在一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例如萨那和萨达盆地，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在一些地区，由于地下水完全枯竭，村庄已经被废弃。如果也门所有的水都用于家庭使用，人均可用水量将约为每天200升，远高于欧洲的需求或使用量（大约每天150升）。尽管提出一种用水和人口的根本再分配在技术上不可能也不现实，但毫无疑问，也门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管理政策而恶化。这些政策忽视了优先考虑人类直接需求的基本原则。

　　在过去的30年里，浅井和深井灌溉的抽水都造成了水危机。灌溉良好的地表面积增长迅速，从20世纪70年代的3.7万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40多万公顷。在同一时期，由于灌溉区面积增加了15倍，在一个只有约3%的土地适合农业（包括广义的牧场）的国家，雨养农业减少了30%。根据唯一一次农业普查，2002年16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中有25%是用水井灌溉的，尽管数据没有区分浅井和深井。这是以牺牲含水层的可持续性为代价的，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也就解释了日益恶化的水危机和政治危机。水资源短缺加剧了社区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冲突，前者用水量的增加剥夺了后者的利益。由于富裕的邻居们开采深井而导致浅井干涸，小农们陷入贫困，最终被迫出售土地。

　　土地分配极不平衡：在也门120万土地所有者中，58%的人拥有的耕地不足0.5公顷，加起来占总面积的8%，而7%的人控制超过5公顷的耕地，加起来占比56%。对整体可用水资源的主要影响来自深井，深井延伸到不可再生的化石含水层，大多由少数大地主经营，他们种植诸如咖特、芒果和香蕉等高价值作物，后两种主要用于出口。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深井灌溉，这些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扩大，以牺牲主要作物和牧场为代价。这种做法受到鼓励，而普遍环境问题和居民家庭基本用水的可持续性被忽视。

　　国际金融机构为发展投资提供资金的战略是以牺牲公共部门为代价促进私营部门。萨利赫的重点则是加强有影响力的农村领导者对其的政治支持。他的政权并没有刻意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他的政治目标在实践中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为了确保有权有势的农村领导者的选举支持，萨利赫推出的政策有利于其财富增长和地位提升，后者大都是大地主，依赖于高价值作物收入，无论是用于国内消费的咖特还是用于出口的水果作物。他们拿出部分收入来确保部落或者其他“选区”的支持，萨拉赫则依靠他们获取选票及人民的支持。萨利赫的政治组织——全国人民大会党（GPC）的成功，对于维持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中的民主表象很重要，因为来自各党派的政治反对是真实且重要的。也门的民主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虚伪：反对派是真实的，即使没有精心操纵选举，也很可能赢得选举。

　　因此，在主要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国家政策通过为灌溉基础设施提供廉价信贷和为柴油补贴（当时大多数用于泵），鼓励了灌溉良好的农业发展。这些土地所在者由于与萨利赫政权的密切关系，很容易获得贷款，从而发财致富。这些政策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化，小农发现他们的浅井空了，因此失去了所需的补充灌溉；这降低了他们的产量，使他们变得更穷，更依赖其他活动谋生，并常常导致他们不得不出售土地，造成贫穷的恶性循环。

　　由于缺乏电网供电，在过去十年里，家庭出资的家用太阳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急剧扩大，并迅速扩展到取水，最初用于家庭用途。自从2015年战争开始以来，用于灌溉的太阳能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抵消了因柴油泵燃料短缺而可能对含水层造成的任何潜在保护，因为经常性的燃料危机是战争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考虑到进入深层含水层的投资成本很高，太阳能抽水实际上只是非常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一种选择，因此它可能会导致含水层的进一步枯竭。

　　在最后一部分，拉克那提出了缓解水资源危机的思路。她写道，引入并强制实施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政策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不仅是也门人，而且邻国领导人以及参与资助也门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也门的大部分地区因缺水而无法居住，他们的人民将首先移居到也门有水的地区，从而加剧这些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终，他们将越过也门边界，被迫迁徙：快速浏览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他们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其他半岛国家，而不是非洲之角或其他地方。

　　为了在也门建立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其领导人和人民必须采取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战略，主要是放弃新自由主义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优先考虑全体人民对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需求的机制，其次是根据牲畜的需要。在满足这些需求后剩余的水量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对高价值作物进行补充灌溉，这里再次采用一种新方法，优先考虑较小的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高价值经济作物和高产抗旱主粮作物的研究和推广应成为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优先事项，从而帮助也门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更不用说它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造成了难以言喻的伤害：简单的历史谎言（实际上是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集中营可以作为一个童话故事来讲述的想法，它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简单化看法，以及其他。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在一篇好评中称赞它“避开了政治，支持简单的人类智慧”：他的意思是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而它在一句话中概括了这部电影的错误之处以及它为什么做得这么好。《美丽人生》在美国的反响特别好：这部广受好评的作品获得了5700万美元的收入，至今仍是继李安的《卧虎藏龙》之后的第二大外国影片。

　　威尼斯国际电影艺术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也是继奥斯卡奖之后的第二个主要电影活动。它成立于1932年，是法西斯政权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目的是控制和促进电影，以及当时的主要视听媒体——广播。Cinecittà——位于罗马郊区的“电影之城”——仅在五年后成立，它以好莱坞和苏联的经验为蓝本。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非常了解电影的力量，电影节成为该政权宣传机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威尼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政治性的。威尼斯双年展，这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组织艺术展示的伞式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朱塞佩·沃尔皮（Giuseppe Volpi）伯爵指导，他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官员，曾任意大利殖民地的财政部长和总督，以及意大利雇主联合会主席。他创建了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仍然献给他，即使在雕像终于倒下的时候。在威尼斯，对这种做法的怯懦抗议终于发生了，特别是在2020年最近的一届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