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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中，黄柳霜主要还是白人男女主角美好情感的陪衬。评论认为，从惠菲的戏服质量和镜头来看，对黄柳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玛琳·黛德丽。在演员表上，黄柳霜排名第三。斯登堡是大导演，他不拒绝让黄柳霜发挥表演才能，甚至抢夺观众的注意力。电影摄制期间，两位女主还是亲密的朋友，经常在拍摄现场一起消磨时光。电影上映之后，黄柳霜和玛琳娜·黛德丽的友谊停止了。1989年，玛琳·黛德丽传记出版，里面没有提到黄柳霜的名字。

　　今天来看，派拉蒙的投资决策是成功的。1999年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电影百年50名演员时，葛丽泰·嘉宝在女演员中排在第5位，玛琳娜·黛德丽排在第九位。黄柳霜的名字出现在250位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中间，是唯一的亚裔女演员。玛琳娜`黛德丽在回忆录中提到许多名人，光是作家就有海明威和雷马克两个专题。无法猜想黄柳霜如果有黛德丽那样的条件会有怎样的发挥，但现实是电影市场无法容纳足够多的华人主角电影，即使今天也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

　　间隔年另一个重要成果是职业身份的完成。在好莱坞，早期的成功伴随着不稳定的职业身份。从成立电影公司的挫折到巡回演出的失败都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欧洲间隔年让黄柳霜发展出个性化的职业身份。很多时候，个人能力和外界认可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在好莱坞，她的基本形象永远是CCC，只不过变成了有知名度的CCC，影响力局限于好莱坞。欧洲之行让她获得了好莱坞之外另一个专业评价体系的认可，而很多演员连获得评价的机会都没有。

　　欧洲间隔年之后，黄柳霜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基本成型。假定她的职业生涯终止在1932年的《上海快车》，今天对她电影成就的评价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欧洲间隔年后，好莱坞对她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合适角色。简单地说，美国电影和美国观众都没有准备好为华人演员作为明星提供票房支持。一个简单的证据是电影公司从未觉得需要培养下一个黄柳霜，有黄柳霜这样的演员可以用，当然很好。没有的话，白人涂黄面孔也可以。甚至在情感戏份中，只有涂黄脸的白人可以演。

　　面对限制重重的处境，黄柳霜采取了两个对策，在美国寻求电影事业的转型，在没有电影拍的时候到欧洲去巡演。先来看电影事业转型。回到美国之后，电影事业初期似乎有些起色。但她很快就看清，自己在好莱坞的职业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上海快车》之后，美国没有电影可演，派拉蒙把她转给英国电影公司。她拍摄了五部电影，其中比较有名气的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血字研究》。之前黄柳霜拍摄的《龙女》也是犯罪题材，大概她是有意为自己设计了转型方向。

　　和剧情片相比，罪案类电影较少涉及华人刻板印象。陈查理系列是美国市场上比较成功的华人主角罪案电影，只是陈查理的扮演者不是华人，而是瑞典人Warner Oland。黄柳霜觉得自己有机会想打造电影上第一个华人女侦探的形象，她接连拍摄了好几部罪案片，实际上，30年代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属于这个类型。既然不能在A级片中获得好的表演机会，不如深耕类型片，建立一个新的形象。这也是后来中国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一个思路，以武侠片和打星的形象取得市场成功。

　　黄柳霜进入了人生中最顺利的一段职业生涯。她的在欧洲市场上强调好莱坞创造的东方神秘性，获得演出收入。而在美国没有片约时则和好莱坞保持距离，以独立性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1934年，派拉蒙请她参与拍摄Limehouse Blues，片酬增加到8000美元。她在电影中穿着的绣龙旗袍现在收藏在大都会博物馆。虽然女性穿龙袍不是中国的习俗，但西方人并不在意。派拉蒙担心电影在中国市场受到，曾经就剧本和表演咨询过中国驻美国使馆。外交部门并不掌握国内的审查要求，最终影片在国内放映时仍然被指责为辱华电影。

　　实际拍摄过程中政府代表也的确履行了监督职责，米高梅方面到北京拍大出殡，被勒令取消，后来拍天桥，舆论也不满意，指责官方监督不力。赛珍珠曾经回忆官方和摄制组之间的矛盾。摄制组看中了一处村庄，官员试图在拍摄前改造道路，粉刷房屋，让女性穿着整齐的衣服，头上插花。他们还阻止摄制组拍摄水牛，要求改为拍摄拖拉机耕地的场面。[ii]迫于舆论压力，赛珍珠不得不宣布她没有参与摄制组的工作。无法实现预定拍摄目标，米高梅摄制组停止拍摄返回美国，有传言说政府在检查行李时故意曝光了他们拍摄的部分胶片，不让美方利用这些不友好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