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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谢晋生气了。他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当时的电影风潮：“拍了百多部娱乐片，哪部电影能产生震撼观众的效果？”那一年，《末代皇帝》在美国正红，谢晋受了刺激：“《末代皇帝》这部影片的确走向世界了，末代皇帝这个题材是我们中国的。《我的前半生》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我们国家没有拍，也不敢拍。我们的驻美大使和驻纽约的领事都来问我这件事：为什么这个题材我们中国不拍，让意大利人、美国人来拍？我回答不出来。我们最好的题材让给外国人拍，自己拍了个《末代皇后》。两部影片同时在巴西参加电影节，他们是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花了好几十万美元，在《》上整版刊登广告;我们的《末代皇后》，只登了非常小的广告，显得很可怜。”

　　在石川看来，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晚年创作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力的推动和支撑。“他其实在思想上是被动的，上世纪80年代有当时激烈的思潮推动他往前走，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界的争论也不积极了，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推动的动力。他的思想武器，最后实际上只剩下一个人道主义。《战争》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整个学术界都没能把战争这件事想清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导演不是思想家，他怎么去找这个说法？”

　　“他年纪越往上走，越有点天真。他有时候会相信一种……旁人觉得很不值得关注的事。比如说世界上有一个‘谢氏大会’，要把所有姓谢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开会，他还真的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想去看看，人家给他寄来的信还很认真地看。他有时候自己去看电影，说，票价这么贵，可以够一个人吃好几天盒饭，这怎么行呢？我要写信给。”唐宁说，“这时候我就会劝他：你写信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可他有点老小孩的味道了，你不能阻止他，你阻止，他会觉得很难过，觉得你不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