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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苏联专家都认为，广场适合安排纪念性的建筑，没必要突出政治意义。因此所有的方案中，广场上都没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五十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正如《北京》中写到的一样，人民大会堂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反映在施工所需的技术攻关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会堂的设计与广场的规划，看到了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两种建筑理念不断交锋与融合，看到了建筑理念与政治、哲学、艺术……等等“非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影响，最终在同一个建筑物上实现和谐共存的过程——新与旧、破与立、毁灭与重生，这是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而成长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